这是第三次出现理这个字。

又说，阳之动，是太极之用所以行也，阴之静，是太极之体所以立也。而且，谋求太极与人极的对应，太极与人性的一致，更以全体太极为成圣成贤的新的内涵，从而形成了以太极为中心，集理气、性情、道器、体用为一体的一套哲学体系。

言理则先体而后用，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为一源也。所以阴阳者的观念本来自二程，区分阴阳和所以阴阳，认为前者是形而下者，后者是形而上者，这种思维是朱子从程颐吸取的最重要的哲学思维之一。内容提要：朱子的《太极解义》是其太极本体论和太极本源论的建构之始。(同上，第2页)这和《太极图说》解也类似：自男女而观之，则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极也。朱子也重视体用一源这一思想，认为这一思想讲的是理事关系。

这是首要的和基本的，而不是像他晚年和陆九渊辩论时主张的，只把太极和阴阳的关系问题看作首要的问题。他首先用《通书》的思想来解说太极的动静，把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理解为天命流行的过程，认为这个过程就是《系辞传》所说的一阴一阳往来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人所根植的儒学文化传统和社会认知与西方社会又存在明显差异。

也即，经济学研究要具有强烈的现实问题意识，而不能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那样的常规范式来解决多样而复杂的具体问题。正是在忧患意识指导下，儒家集中探讨和思考了人自身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问题，从而形成了仁的文化：一方面，它对自己的人格负责，力图成为圆满无缺的圣人。同时，儒家的最高理想就是学做人，成圣成贤成为儒家的人格理想。尤其是，它系统阐发了中国社会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机理，进而将传统文化中的高次元认知思维嵌入到社会科学理论之中，由此来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范式，进而服务于中国社会的管理实践。

[21] 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1页。因此，儒家特别关心人的社会性发展，把人生之忧患视为追求学问的动机和推动力。

例如，宾默尔甚至把纳什均衡和囚徒困境称为一场学术灾难，因为纳什把经济人作为其推论的前提，使许多人误认为这是对人性的真实刻画。基于上述逻辑框架，许地山制作了表0-1来展示儒家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2] 徐复观：《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李维武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注释： [1] 林毅夫访谈：中国经济学何处去？《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9月3日。

正是由于把个人置于社会之中，儒家认为，己与群并不相对立，反而是合一的。那么，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根本上是源于经济学研究的需要，是对流行经济学理论和思维进行反思的需要，也是构建更为合理的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需要。牟宗三就指出，现在的中国人就专门学西方那一套。布罗代尔就曾指出，对一个社会的组织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是诸如文化思想等结构性因素

[18]面对这种状况，钱穆也感慨道：我们东方人的教育，第一大错误，是在一意模仿西方，抄袭西方。伯林曾说：伟大的时代乃是一个世界死亡而另一个世界继起的时代，它的标志是核心模型的变化。

其中，开物成务就是指要通晓万物的机理并按此机理行事才能得到成功，人文化成则是指只有通过学习掌握文化才能将自然人提升为理想人。（2）就经济学的本土性而言，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并指导社会实践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根本上要关注日常生活或周边的社会经济现象，有效地解释现象、剖析问题和指导实践。

与此不同，儒家的生活世界则包含了个体、社群、自然和天道这四个向度：个人与社群健康互动，人类与自然持久和谐，人心与天道相辅相成，就成为儒家社会的人文视域。当然，在现代社会中，知并不局限在伦理方面，不局限在价值理性。（1）就经济学的人文性而言，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人的一门学科，集中研究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人类行为以及由人类行为产生的经济现象。（2）有助于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构建的核心在于思维本土化，这就需要将理论体系嵌入在中国人的认知和行为机理之上。（3）儒学是一种修己安人、以德治国、富有民本思想传统的政治学说，如儒家强调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恰恰相反，脱离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拿来主义只会造成对人性和制度认知的肤浅化和形式化，进而只会造成社会更加无序和失范。

一、引言 笔者不是国学家，也缺乏足够的功力对国学经典进行广泛考据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家之言，但本书却似乎是有关国学和儒家文化的。与此不同，基于特殊主义的道德共同体，儒家社会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关系本位，它以父子关系为中轴而形成了差序结构。

与此不同，儒家社会的体用不二论和知行合一观却坚持，知识和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假设也不能是脱离现实的抽象，而应该来自人伦日用。相应地，要真正解释中国社会的具体经济现象以及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照搬根基于西方文化的认知思维和经济理论，而必须将现代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嵌入儒家社会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机制之中，并由此构建出本土化的中国经济学范式。

显然，知的途径格物以致知，其关键在于识别理，不仅包含伦理，而且包含物理。义则推崇公正，从而推行了克己复礼为仁的仁政以及三纲五常的亲亲和尊尊之伦。

麦金泰尔强调：唯有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自己的观点最终会被我们的理性不得不抛弃的可能性，才能了解自己的观念，或理论与实践探索的传统究竟拥有怎样的智识与道德资源，并同时了解对手传统可能拥有的智识与道德资源。进而，只有将现在经济理论嵌入到儒家的高次元文化传统之中，才可以构建出具有高度根植性而成熟的中国经济学范式。但是，迄今为之中国社会却没有文化自信，乃至当今的很多企业家都背离了中国的传统精神。西方社会的认知最初源于自然世界，是基于对自然秩序的探究，从而具有强烈的自然主义思维特性。

由此，儒家发现了人性中善和利他的一面，不仅将人性四端视为人的基本面，而且将仁作为儒家人性观的中心。显然，作为一个儒家文化的社会，中国人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机理根本上不同于西方人。

同时，经济学的人文性和本土性又是相通的，只有契合特定社会中的文化传统和心理意识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和解决现实问题，才能有真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论体系。（2）对儒家主要经典以及主要儒学大家的著作进行梳理和整理，以相对简洁的逻辑对儒家文化的相关认知进行了提炼。

不幸的是，近现代以来却总有一批中国社会科学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学人极力想要抛弃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进而倾力于照搬和推广西方社会科学中那些远为粗浅的思维和见解。二是现实问题意识，关键是理论如何发现和解决本质上属于公共领域的社会问题。

首先，就儒家的人文关怀而言，它不同于西方社会来自上帝的单方面施与，而是体现了人们对生活共同体的理解和关注。三、研究儒家文化的时代意义 通过对社会和行为的深刻剖析，我们不难发现，儒家文化迄今仍然深深地支配着中国人的一般心理和行为，进而影响到组织的构成和政府的决策。[17] 由此观之，儒家文化的精髓就在于对人类社会和生活世界的探索并形成了精微而系统的人生哲学和社会伦理，而西方社会的优胜则在自然世界的探索并由此获得了具有严密逻辑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工具。这也意味着，儒家不专为学问而学问，学问要服务于社会实践，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终极理想。

[15]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努力阐发和发展高次元文化的精神和理想，并由高次元传统之力所形成的传统对过去进行传承和超越。本书的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为：（1）有助于促进经济学的完善和发展，经济学根本上是一门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致用之学，这就要求充分发扬经济学的人文性和本土性。

另一方面，儒家社会更加关注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探究人是什么，而且关心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19]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3页。

现在人把生命首先变成了心理学，然后由心理学变成生理学，由生理学变成物理学，再变成人类学及其他种种的科学。事实上，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往往可以基于两大问题视角：一是理论问题意识，关键是理论推理如何体现真实世界的行为逻辑。